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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山东文学奖”散文类获奖作品巡展|詹谷丰:坐立谁安

山东文学19502019-01-15 10:23:44

詹谷丰

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东省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东莞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文学著作《苍山无尽》《1823,道光年间的东莞》《天堂的入口》《再造七级浮屠》《莞草,隐者的地图》《喋血淞沪》《书生的骨头》等七部。获过《作品》短篇小说奖、孙犁散文奖、年度最佳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奖项。


坐立谁安

詹谷丰


下跪


  在人前下跪,我一直以为是奴才的姿势,是软骨的病状。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以庄严的法律形式正式废除延续了千年的跪拜礼,和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国家宣示,都为我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刘节,从小被父亲灌输了站立做人的理念。家传的庭训,在这个读书人心中种下了拒绝曲膝的种子。但是,19276月清华园中的一幕,却重新塑造了他的膝盖。

  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的投湖自尽,犹如在平静的颐和园里投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刘节随同导师陈寅恪等人赶到那个悲伤的地方。除了那份简短从容的遗书之外,再也没有找到一代大儒告别人世的任何因果。

  刘节在王国维的遗容中看到了拒绝生还的决绝表情,遗书中那些平静的文字从此就一直刻进了他的脑海:“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刘节参加了王国维遗体的入殓仪式。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宓、陈达、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北京大学马衡、燕京大学容庚等名教授西服齐整,神情庄重,他们头颅低垂,弯下腰身,用三次沉重的鞠躬,向静安先生作最后的告别。

  陈寅恪教授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师生,都看见了他那身一丝不苟的长衫,玄色庄重,布鞋绵软。陈寅恪步履沉重地来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的下摆,双膝跪地,将头颅重重地磕在砖地上。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瞬间惊呆了,校长、教授、朋友、学生,在陈寅恪头颅叩地的三响声中,突然清醒过来,一齐列队站在陈教授身后,跪下,磕头,重重地磕头。

  刘节,就是此刻在教授们身后跪倒的一个学生。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突然间明白了,在向他的导师、一代大儒王国维先生告别的时候,下跪,磕头,才是最好的方式,才是最庄重的礼节。这样的仪式,才能和先生的马褂、以及头上那根遗世的发辫融为一体。望着陈寅恪教授远去的背影,刘节想,陈先生用了一种骨头触地的姿势,完成了对王国维先生的永别。陈寅恪教授,不仅仅是王国维先生遗世书籍处理的最好委托之人,更是对死者文化精神和死因的理解之人。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上的文字,此刻穿透时光提前到达了刘节身边。两年之后才出现在陈寅恪教授笔下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突然在陈寅恪教授下跪的瞬间落地。刘节成了这段碑文的播种之人。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经过时间的打磨,两年之后,屹立在清华园中,在以刘节为首的学生们的请求下,陈寅恪教授提起了那支沉重的羊毫,用金石般的文字,破译了王国维的殉世之谜,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主张彰显了学术人格的本质精髓。

  陈寅恪教授的一个肢体动作,无意中改变了刘节对“下跪”这个词的认识和理解,并从此以后影响他的终生。陈寅恪教授,把对王国维的纪念,刻在了坚硬的石头上,刘节先生,则把那段文字刻进了柔软的心里。


站立


  跪拜,是一种庄严的心灵仪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庄重场所都要用这种仪式来表现。站立,就是跪拜这种礼节另一种形式的体现。

  清华国学院放了暑假,刘节和一群学生跟着导师陈寅恪去上海,他们要去拜见仰慕已久的同光体诗歌领袖陈三立老人。

  陈寅恪教授出生在文化世家,他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父亲,这就是民国三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叶兆言先生则反证说:“在中国历史上,诗人注定没什么政治地位,作为诗坛领袖,散原老人(陈三立)更像是一个文学小圈子里的人物,好在有个争气又充满传奇的儿子,你可能不认识他爹,但你不会不知道陈寅恪。”

  叶兆言站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下论述人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上个世纪的人绝不会不知道陈三立。这个别称散原老人的人物在民国历史上是可以用“如雷贯耳”这个成语来形容的。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陈三立尊为“及时雨宋江”,在一百单八将中名列首位,由此可见三立老人的地位和影响。

  刘节是在上海聆听陈三立教诲的学生之一,在陈家那个并不宽敞和简朴的客厅里,学生们同晚清诗坛领袖三立老人围坐一圈。学生们以为名人都有架子,不免用拘束和小心来打扮自己。谁知三立老人开朗随和,用带有长沙口音的普通话同晚辈们谈笑风生。学生们对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往事淡薄了,倒是所有人都对1924年诗人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杭州拜访陈三立的故事兴趣盎然。

  印度诗人泰戈尔随身带来了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集《吉檀迦利》,他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赠给他心目中最杰出的中国诗人。泰戈尔以为“吏部诗名满海内”的陈三立会将他的《散原精舍诗集》回赠,不料三立老人却用微笑和谦虚婉拒了他的期望。三立先生说:“您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诗坛的。而我呢,不敢以中国之诗人代表自居。”

  泰戈尔没有得到陈三立的诗集,他知道这是一个中国诗人的谦虚。在徐志摩和杨杏佛的提议下,两位诗坛巨匠在西湖边合影,纪念一个属于诗歌和诗人的美好瞬间。

  在刘节的记忆中,还有同学提到了陈衍、郑孝胥、陈宝琛、林旭、沈曾植等《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重要诗人。这个时候,细心的刘节发现,他们的导师一直未坐,自始至终站立在父亲身边。

  立即有学生起立,要将座位让给陈寅恪,却被制止了。陈寅恪说,我的凳子就在身后。在课堂上,我是老师,但是,在父亲面前,我是儿子。今天,我不能与你们平起平坐了。

  所有的学生,都无法接受老师的观点。导师的站立,让他们瞬间感受到了腰肢的酸胀和腿脚的疼痛。大家同时站立起来。刘节用一句话代表了所有人的心声:老师站立,学生岂能安坐?

  所有学生的屁股,最后在陈三立老人的劝说下回到了椅凳之上。而陈寅恪教授呢,依然以一种恭敬的姿态,垂手站在父亲身后。诗坛领袖说,安坐与站立,都是规矩,世代可以更替,但伦理不可错乱!

  刘节记忆中的那个上午,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教授整整站立了两个时辰,在父亲与学生愉快的交谈中,陈寅恪教授静静地站成了一座巍峨的大山。


跪拜


  许多年之后,当刘节教授在岭南大学的校园里见到陈寅恪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跪拜”这两个汉字组合的仪式就这样突然来临了。

  在国民党败退逃往台湾的混乱中,陈寅恪拒绝了蒋介石的重金诱惑,在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礼聘中来到了温暖潮湿的广州。而他的学生刘节,则早他三年到达广东,在并无约定的时光中等候同老师的再度相逢。

  在美丽的康乐园里,学生们知道历史系主任刘节和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似乎没有人了解他们过去的师生关系。但是,每逢传统节日,学生们都可以看到令他们惊诧的一幕。

  节日来到陈寅恪教授家里的系主任,彻底脱去了平日西装革履的装束,一袭干净整洁的长衫,布鞋皂袜,一派民国风度。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刹那,刘节教授便亲切地喊一声先生,撩起长衫,跨前一步,跪拜行礼。

  在刘节教授庄重的磕头礼中,学生们终于知道了刘节主任和陈寅恪教授的师生因缘,也知道了这对师生19276月在王国维先生遗体入殓仪式上通过庄重的下跪产生的心灵交集。

  学生们从刘节主任的磕头下跪中完成了对旧时代的认识。当握手成为一个时代礼节的惟一标志,当鞠躬的身影都只能在教科书中寻找的现实中,大学生们开始了对长袍、马褂、布鞋的重新打量,他们的目光看到了陈寅恪教授1927年下跪磕头的情景。

  刘节教授用跪拜的仪式展示尊敬和感恩的时候,岭南大学的长衫被时代的世风脱下了,康乐园里换上了中山大学的新装。在课堂上,刘节教授将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文移到了黑板上。刘节教授眨眼之间,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就像时光从沙漏中间穿过,然后又聚集在他的掌上。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生,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刘节教授说,骨头虽然坚硬,但一定得用皮肉包裹。深刻的思想精髓,必定在文字的深处。下跪,磕头,站立,鞠躬,已经不再常见,但当它出现的时候,一定比握手高贵。


站立


  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注定是人体姿势集中展示的舞台,是检验一个人骨头硬度的炉火。

  刘节教授在课堂上回忆完陈寅恪在王国维遗体告别仪式下跪磕头和带领学生拜见父亲、在父亲身后垂手站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肢体动作之后,考验就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对刘节的检验是从他的老师身上开始的。1958年的夏天,历史系的学生用大字报引燃了焚烧陈寅恪的烈火,“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这些杀气腾腾的文字,让刘节不仅感受到了烈焰的温度,而且还看到了火焰如同毒蛇一般迅速朝他蔓延过来。

  几天之后,刘节得到了一个暗示,只要批判陈寅恪,他就可以过关。然而,刘节却没有过关的意图。在批判会上,他不仅没有批判自己的老师,反而为陈寅恪作了许多辩护。

  引火上身。这绝对不是刘节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的兵法,这只是一个骨头如铁的读书人的真实性情。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有一段话,对刘节的引火上身作了准确的评价:“敢于在批判台上将1958年的政治运动比喻为清代的文字狱,未知刘节可否称为神州学界第一人?至于公开为陈寅恪鸣不平,刘节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对于一身硬骨的刘节来说,用语言为他的老师辩护,根本算不了什么。真正让世人震惊和敬佩的,则是他日后的行为姿势。

  与大跃进时期的语言批判相比,文化大革命中的武力批斗可以用残忍来形容了。1967年的陈寅恪,生命的火堆只剩下了余烬。当他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红卫兵竟然欲用箩筐把他抬到会场批斗。陈夫人唐筼女士以身相阻,竟被红卫兵推倒在地。刘节教授出现在了这个无人胆敢阻止的场合,他说,请你们放过这个生命垂危的老人,我愿意代替陈寅恪教授接受批斗。刘节用站立的姿势,挺身在批斗台上。红卫兵强令他跪下,他昂起头,斩钉截铁地说,这不是下跪的场所,在这里我只能站立!那些本该落在陈寅恪身上的拳脚,毫不留情地落在了他身上。

  刘节不肯跪下,宁可更多更重的拳脚让他肉体受伤,心灵疼痛。我猜想,那一刻,打手们一定百思不解,一个在节日里长袍端庄,用最庄严的下跪磕头向老师致敬的人,为何打死也不在批斗会上弯腰?宁肯打倒,也不跪下,一介文弱书生,凭什么支撑他的脊梁?

  无计可施的红卫兵,只好用反问来羞辱他。谈到他的批斗感想,刘节说,能代替老师接受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刘节教授在陈寅恪即将被失去了人性的红卫兵强行用箩筐抬去批斗的时候出现,我不知道这是上帝的安排还是陈寅恪和刘节生命中必然的巧合,我惟一能够推断的是,气息奄奄的陈寅恪,一旦进入了批斗会场,无所不能的上帝,也无法拯救他的生命了。

  病床上的陈寅恪教授,无法看到会场上刘节的鼻青脸肿,但他在矇眬中看到了刘节笔挺站立的姿势。站立,有时比下跪更疼痛,而下跪呢,往往比安坐更高大!

  刘节,字子植,号青松,浙江温州人。“节”,气节,节操。刘节的父亲刘景晨,亦是秉性耿直,刚正不阿之人。无论跪拜还是站立,刘节的姿势,都无愧于“气节”、“青松”这些不朽的汉字。


下跪


  献身学术、终生教书的陈寅恪,桃李遍天下。中山大学偌大的校园里,他教过的学生,远远不止刘节一人。

1940年香港大学的校园里,金应熙是陈寅恪教授最优秀的门生。1949年之后的中山大学,金应熙已为人师表,以讲师的身份跟随陈寅恪教授钻研学问。

  无法统计陈寅恪先生一生教过多少学生,我想,如果有一份学生名单,那个名单的长度大约可以打破人类撑杆跳高的纪录吧。周一良、王永兴、汪篯、蒋天枢、季羡林、刘节、姜亮夫、蓝文征、陈哲三、劳干、罗香林、周祖谟、杨联升、邓广铭、石泉、王力、吴晗、卞僧慧、蔡鸿生、陆侃如等等,都是陈先生学生队列中领头的人物。

  作为这份名单中一个人物,金应熙被公认为才华横溢。与他的老师相似的是,金应熙记忆惊人,懂多门外语,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在中山大学,金应熙文史知识博古通今,被人称为“金师”。

  陈寅恪曾经发过感慨,认为他教过的最好学生,都是共产党员。我猜测,作为共产党员,金应熙的名字当列在老师认为的最好学生名单之中。

  然而,就是这样被老师和同事看好的人才,却紧跟政治形势,迎合潮流,见风使舵。在人生关键时刻,违背良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老师。由于对老师的学术、著作和性格太过熟悉,金应熙的每一篇文章,都能有的放矢,犹如一个知己知彼的高手,洞穿了对手的命门。金应熙的那些批判文章,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利刃,扎在老师的心上。对于一个洞穿了历史人性的智者,这样的伤害招招致命。

  在被学生出卖背叛的痛苦中,陈寅恪愤怒地表示,“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

  政治运动的风头终于过了,金应熙想到了负荆请罪。但是,他知道,一把插在心尖上的利刃,是不容易轻易拔得出来的,即使,匕首拔出来了,伤口如何止血?要多长的时光愈合?金应熙搬出了同陈寅恪私交甚好的前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他希望陈序经是一剂万应灵丹,能够让一个伤痕累累的人瞬间康复。

  见到陈寅恪的瞬间,金应熙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老师,然后双膝下跪,磕了重重一串响头。金应熙抬起头来,将请求宽恕、还做老师的学生之类事先构思好的话小心地叙述了一遍。

  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无法看到这个曾经的弟子跪地的姿势和面部表情,但是他听见了金应熙双膝触地和头颅撞击的声响。陈寅恪教授面无表情,他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陈寅恪在金应熙面前关上了那扇沉重的家门,他兑现了“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的诺言。关上家门的那一刻,陈寅恪突然想起了1927年他在王国维先生遗体前的一跪,想起了之后他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

  “跪”,从“足”,从汉代前的“席地而坐”演变而来,表示人类的一种肢体动作。所有的汉字中,还没有哪一个汉字具有“跪”字丰富的内涵和精神价值。有的时候,受跪之人,也是下跪之人。“跪”,以时间和场所为界,以心灵为门,相同的一个汉字,相同的一个肢体动作,表现了不同的精神与人格。


二郎腿


  腿是人体的一个重要部位,失去了腿,人类将无法行走。爬行,那不是人类的动作。

  二郎腿,是人腿在自由状态下的一种姿势,这种姿势的本质是为了让人体舒服。然而,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二郎腿却派生出了多种意义,甚至,在特定的场合下,面对不同对象,还暗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心态。这个时候,腿的姿势成了一种无声的语言和生动的表情。

  二郎腿第一次通过我的肢体展示的时候,我还是个无知的少年。父母严厉地喝斥了我,他们让我明白了,在长辈和客人面前架着二郎腿,是失礼和缺乏教养的表现。从那以后,当我需要用二郎腿松弛神经舒展身体的时候,绝对是我独处的场合。当我坐在松软的沙发上捧书入读的时候,一个人的世界里,绝对不会对他人带来轻视、睥睨和冒犯。此时的二郎腿,真正回到了本质意义出发的地方。

  其实,二郎腿也并非同尊敬、平等、友好等美好的词汇绝缘。当你同一个身份、地位、财富相当心灵相通的朋友一起会心交谈开心大笑的时候,身体的任何姿势都不会冒犯朋友的尊严,更不会成为心灵的障碍。

  当一个地位显赫、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人接见别人的时候,二郎腿往往成为了这种不平等场合的主角。一条腿用不平等条约强制另一条腿,用一只骄傲的脚尖作内心自负的旗帜。在我半百的人生经历中,多次见到过这种仗势欺人的表演。当别人成为受辱的主角时,我往往闭口,内心却张扬起抵抗的旗帜。当受辱者变成自己时,我则用不屑的神情和敷衍的态度还击,然后迅速撤离战场。

  用二郎腿张扬狂妄、自大的人必须先安抚好自己的屁股,当屁股有了安全的支撑之后,才能让轻薄的脚尖摇头摆脑呈现得意之色。这种人往往不是皇帝,他们在地位、官职、财富不如自己的人面前风光无限,而在另一些人面前却头颅低垂,腰肢无骨,如同贾桂复活,从《法门寺》的唱腔里穿越而来,低低地叫一声,奴才站惯了。

  曾经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的冯雪峰,有一次在家里接待一个高官。由于级别相当,话题投机,聊天中冯雪峰不知不觉跷起了二郎腿,对方也不在意,一直满脸笑容。客人告别之时两人紧紧握手,冯雪峰一直将他送到门口。当高官的专用小汽车缓缓开来,停在身边时,客人依然站立不动,并不去拉开车门。这个人人都能伸手完成的开门动作,轻而易举,然而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结局。司机打开驾驶室的车门,从车头前面绕过来,躬下腰,替官员拉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护着他坐进车中,然后轻轻关上车门,再经过车头,回到驾驶座位上。

  这个动作瞬间点燃了冯雪峰胸中的怒火,他没有想到,有的人,一旦晋升了职务,当了高官,就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下雨让人打伞,出入让人开关车门。出行前呼后拥,有人拿公文包,有人捧保温杯。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车,冯雪峰狠狠地摔了自家的大门,大声骂道:架子大过了皇帝,却是一副小人嘴脸,从此决不让他再进家门!

  冯雪峰大发雷霆的时候,古老的中国,万岁的皇帝早已绝迹了。但是,看着那个远去了的高官,他突然想到的却是固定在龙椅上的那个名词。一种推翻了的制度,化作幽灵,附在了后人的身上。


站立


  一个站立的人,他双腿承受的诚实、忠信的重量如山一般,后人往往需要从一本书的远方开始认识。

  我对蒋天枢教授的了解,就是从《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本书起步。这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薄书,让我知道了蒋教授的陈门弟子身份。

  蒋天枢从遥远的上海来到广州的时候,他的老师陈寅恪已经双目失明,病重卧床了。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生与老师的第三次见面。在上海开往广州的列车上,蒋天枢想到了许多,他惟一没有想到的是,风云变幻,人生苦短,广州一见,他同恩师竟成永别。

  这一年,蒋天枢教授61岁,而他的老师陈寅恪,则已是74岁高龄了。蒋教授不远千里来到陌生的广州探视病中的老师,而陈寅恪先生呢,则要将一个山一般沉重的嘱托交付给最信任的学生。

  陈寅恪先生的夫人唐筼女士带着女儿陈小彭在广州火车站迎接蒋天枢,安顿了住宿。接下来的十二天里,蒋天枢将同陈寅恪共叙师生情谊,重温清华园中岁月,郑重地接受一份比泰山还重的嘱托。

  那天上午,蒋天枢如约来到了陈宅,唐筼不在家,只有病中的老师孤独地躺在床上。无人招呼,蒋天枢就站在床边,谦恭地听着老师说话。陈寅恪失明多年,早已看不见学生额头上的风霜,更不知道,61岁的弟子,毕恭毕敬,站立床头。几个小时过去了,唐筼回来,才目睹了这让人心动的一幕。蒋天枢教授,在这个寂静的上午,将双腿的功能通过直立的形式,升华到了极致。

  我在陆键东先生《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读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想到了“程门立雪”这个古老的典故。

  杨时和游酢去拜见老师程颐,在门外站立等待,睡中的老师醒来时,门外纷飞的大雪已是一尺多深。这个出自宋史的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年,是因为它承托了士人的气节与精神。

19645月陈寅恪病床前的蒋天枢教授,无异于另一个时代的杨时。在蒋天枢心中,只有“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的朴素。五十年之后,我隔着遥远的时光,仍能感受得到蒋天枢此时双腿的酸胀和腰肢的疼痛。我离开书桌,站立起来,五十年前蒋天枢先生的仁义忠恕和辛苦,立刻传到了我的身上。

  真正的尊师敬长,无须千言万语,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即双腿直立的一个人体姿势:站立。

  广州一别,蒋天枢教授停止了自己的著述,他用心血和所有生命余下来的时间来全力完成老师的郑重嘱托。

1981年,300多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出版,这套煌煌巨著,总结了一个刚直不阿的史学大师一生的学术成就,让一个杰出学人的终生心血化作文字留传于后世。但是,却少有人知道蒋天枢为这套巨著出版付出的十多年时光和殷殷心血。至此,已经离开人世12年的陈寅恪先生,可以瞑目安息了。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是蒋天枢教授校订编辑《陈寅恪文集》的一个附录。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浸透了蒋天枢的心血,蒋天枢先生的半生心血,当得起“牺牲”和“崇高”两个形容词。

  陆键东先生说:“在漫长的十年时间里,蒋天枢为恩师献出了许多许多!他曾先后到过钱谦益与柳如是当年主要的活动地点苏州吴江、嘉兴等地查访,为陈寅恪找到了不少有关‘钱柳因缘’的材料。蒋天枢于陈寅恪晚年的意义,不仅是他给了陈寅恪一份浓浓的师生之情,而且他还使陈寅恪在坚守‘独立之精神’的士人气节上,无限欣慰地感到‘吾道不孤’!”

  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了解蒋天枢先生付出的出版机构。出版社汇出3000元人民币,作为他十多年艰辛劳动的报酬,但是,蒋先生却拒收了这笔钱。蒋天枢发自肺腑地表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

  在蒋天枢先生的内心,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他已经把老师的嘱托放置到了神圣的高台,所以,他的一切劳动和付出,都是责任,与金钱物质无关。然而,对待自己的学生,他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的后记中,蒋天枢的学生章培恒有一段关于老师的追忆:

  大概是一九五八年,先生有一次忽然对我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我点《诗义会通》,你跟我一起点吧!”我当然遵从。但先生只要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了一部《诗义会通》;二是在先生点完后我从头到底读了一遍。过了几个月,先生把我找去,交给我一张出版社所开的叁佰贰拾元的支票,并告诉我:“《诗义会通》的稿费来了。你取出来后,自己先到书店去买部书,我已经代你到书店去看过,局刻本《二十四史》和缩印本《四部丛刊》都不错,价钱也合适,你随自己喜欢买一部。多下来的钱给我好了。“我到书店一看,《二十四史》是一百八十元,《四部丛书》缩印本是二百五十元。于是我懂得了,先生知道我穷,无力买这样的大书;如果买了送我,又怕我心里不安,所以用了合作点书的名义,让我不致太为难。其实,先生自己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因为不愿曲学阿世,五、六十年代只发表了两篇考证文章和校点了这部《诗义会通》,稿费收入之少可以想见;但《诗义会通》的稿费的大部分却都给我买书用去了。”

  章培恒先生的这段话,让后人看到了精神的传承路径和源头指向。徐百柯先生的《民国风度》一书,有一段关于章培恒教授的描述:“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议要背蒋先生,全然不知自己也已年过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章培恒教授,本来可以在读书人的人体姿势中,添上一个“背负”的动作,可是他的老师拒绝了。一种不朽的肢体语言,永远存储在了章教授心中,至今未能发芽。

  一个目光炯炯的盲人,在一个站立的上午,面向他最信任的学生,完成了文字托孤的庄严仪式。


安坐


  安坐是屁股的仪式,由于腿的功能退居幕后,屁股的表情便更加隐蔽。客观来说,人的屁股在严密的纺织品包裹之中,不露声色,所以,屁股的真实嘴脸,有时便曲折婉转地借助语言和手、脚来表现。

  其实,有史以来,屁股始终是不平等的。龙椅上,只供有皇帝的屁股,别人是不能染指的。当皇帝安坐在威严的龙椅上的时候,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只能肃立或者下跪。

  在一张1958年的旧照片上,我看到了两张普通的木椅,木椅上面安坐的是两个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蒋介石和胡适,以并肩而坐的姿势,穿越辽阔的海峡和五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出现在一个写作者的眼前。

  蒋介石的神情气度保持了他一贯的严肃和威仪,符合一个领袖的身份,他正襟危坐,服饰严整,身姿端正。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胡适却二郎腿高跷,神情轻松,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照片是真实的,但仅仅是瞬间的记录。胡适的二郎腿和领袖的正襟危坐构成了巨大的疑问,它让我一直思考,在威严如日中天、人人见而敬畏的蒋介石面前,胡适用高傲的二郎腿,难道是为了展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我在那幅照片的深处,终于寻觅到了胡适和他那条著名的二郎腿的真相。就在同蒋介石合影之前,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暨第三届院士会议上,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交锋。胡适对会上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发表的讲话极其不满,他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终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以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论述违反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原则,干涉了学术研究的自由。

  胡适的答谢词以石破天惊的愤怒开头。“总统,你错了!”胡适的当头棒喝让毫无防备的领袖眼冒金花。在蒋介石的极度错愕中,胡适又毫不客气地说:“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蒋介石愤怒的引信瞬间点燃了,他勃然变色,拂袖站立,若不是张群、陈诚等人拉住,他肯定会踢翻座椅,扬长而去。

  照片上的蒋介石,不露声色。照片背后的蒋介石却一腔怒火,屈辱让他长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我相信,蒋介石在同胡适的会后合影中,他愤怒的潮汐依然没有消退,惊涛裂岸的声音依然让随从们胆颤心惊。


二郎腿

      

  傅斯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又一个敢于同领袖平起平坐,并且在领袖面前高跷二郎腿的读书人。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这个“五·四”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191954日的上午,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一直冲进赵家楼。徐百柯先生说:“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

  傅斯年拒绝从政,一生精力投入学术和教育。这个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忠心耿耿的读书人,对贪污腐败恨入骨髓。抗战时期,他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搜集行政院长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证据材料。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劝其不要惹火烧身。

  为了保护孔祥熙,平息傅斯年的怒火,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专门置设筵席,宴请傅斯年。

  宾主落座之后,傅斯年虽然跷起了二郎腿,但却没有半点不恭敬的意思。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却让蒋介石颜面难堪,一众陪客大惊失色。

  蒋介石问:“孟真先生信任我吗?”

  “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毫不犹豫。

  此刻的蒋介石,满脸轻松,笑容亲切。“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瞬间就明白了蒋委员长设宴的目的,也明确无误地断定,领袖话中的“我所用的人”的所指。他突然血往上涌,斩钉截铁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孔祥熙之后的另一任行政院长宋子文,更是施展权力,利用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各种手段积聚巨额财富。傅斯年愤怒已极,连续写下《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战斗力极强的檄文,在《世纪评论》和《观察》发表。傅斯年一针见血地直指腐败根源:“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中华民国历史上两任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因为傅斯年揭发弹劾而下台。而孔祥熙和宋子文,一个是蒋介石的连襟,一个则是蒋介石的妻舅。所以,他的老师,敢于在蒋介石面前架着二郎腿的胡适,也为他担心,劝他小心行事。

  新闻照片,不仅是现场的真实记录,也是人物心灵的自然流露。傅斯年的二郎腿,不仅在领袖面前骄傲地展示,在作为国宾的洋人面前,他也没有刻意地掩饰和收敛。

  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那一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蒋介石率领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这位美国的五星上将。在第二天报纸刊登的新闻照片中,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在贵宾室就座,五院院长等政要们垂手恭候,三军司令立正挺身。傅斯年坐在松软的沙发上,口衔烟斗,跷着二郎腿,吞云吐雾,潇洒自若。新闻报道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这个让人惊叹的场景,引出了别人的评价,那是《后汉书》中范晔评价郭林宗的语言的借用:“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徐百柯先生说: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有的时候,二郎腿,就是血性的一种姿势。


下台


  下台,虽然不是人体的一种姿势,但这个动作和人的骨头紧密相连,构成了逻辑因果关系。关键时刻,它可以化作一种无声的语言。

  梁漱溟,曾经到达过19276月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入殓的现场,他目睹了陈寅恪教授在王国维遗体前下跪磕头的庄严仪式,他的双膝也随着陈寅恪的动作而跪下。

  但是,在不应该下跪的场合,梁漱溟却一直站着,不仅不奴颜婢膝,而且以一种以卵击石的悲壮,同强大的国家机器抗衡。

1953年的梁漱溟,人已经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的情感仍然牵连着上一个时代他在山东农村从事乡村建设时的农民,农村的疾苦,像血一样渗透在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所以,1953911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走上庄严神圣的主席台,为中国的所有农民代言。

  梁漱溟的声音并不宏亮,但他的语言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撞击着每一个人的心。“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传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此刻的梁漱溟,产生了严重的错觉,他忽视了主席台上就座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他忘记了毛泽东出身农家,以农民运动起家,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了农民知音的事实。这个错觉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毛泽东拍案而起,怒斥梁濑溟。“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大会不是辩论的场所。梁漱溟无法让毛泽东回到心平气和的状态,他只好通过书信的方式,解释他的理由。但是,毛泽东的回答却是剑拔弩张。“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是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派的建议。”

  梁漱溟没有屈服,他甚至没有对“反动思想”“反动派”这些定性的极端词语产生敏感,他觉得真理在自己手中。因此,在几天后的大会上,梁漱溟依然不改书生本色,面对众人的驳斥,他毫不退让。

  “各位说了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梁漱溟讨要雅量的话让会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幼稚。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回答:“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这个时候,梁漱溟突然收敛了火气,雅量溢于言表,他用“您”这个敬称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讨要雅量,并以雅量来考验执政党和执政党领袖的书生梁漱溟,仍然以为毛泽东还是当年在北平杨怀中家里为他开门的那个满口乡音的湖南青年,或者是在延安窑洞里以朋友身份同他彻夜长谈平和争论的在野党领袖,他忘了毛泽东身份地位变化之后的帝王心态,他还想据理力争。

  除了梁漱溟本人,这个时候的会场,所有人都失去了“雅量”,梁漱溟听到了一阵阵愤怒的吼声:

  “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

  “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

  “梁漱溟滚下台!”

  随后的结局,出现在了散文家耿立先生的文章中。耿立先生在《站在鸡蛋一边》中描述说:“最后大会举手表决是否给梁漱溟发言的机会,少数人举手给梁漱溟发言的机会,多数人都举手轰梁漱溟下台,很少有人站在鸡蛋这一边;但那些举手轰梁漱溟下台的人,在1957年的‘反右’时,有几个幸免呢,试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农民是弱者,在这次发言的争执中,为农民代言的梁漱溟是弱者。但很多人的根子是农民,但这些人却鄙夷起脚下的泥土,鄙夷起养活了历史养活了炊烟的泥土,从农民的草屋子里走出,再也想不起草屋子的庇护和温暖。”

  下台,是梁漱溟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这是一种被动的结局。那些在会场上用群体的力量轰人下台的人,最终自己也没有逃脱下台的命运。在这里,下台与下台,具有不一样的意义,梁漱溟的下台,永远让后人记住,而他人的下台,只是人体姿势的一个泡沫。


十一
跪拜


  陈寅恪、刘节、金应熙、蒋天枢、冯雪峰、胡适、蒋介石、傅斯年、梁漱溟,这些先后出场的人物,用他们不同的人体姿势和故事情节,引领我走过了跪拜、站立、安坐的漫长演变。这些动作姿势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漫长,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同时也是肉体姿势的演变过程。

  由于发明了作揖、鞠躬、握手等简化了的礼节,跪拜这种古老、复杂而又具有一定难度的仪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即使在婚丧嫁娶的重大场合和中秋、端午、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中,我们也无法轻易窥视到它们的隆重身影,我们只能从古籍和影视的旧时光中去寻找它们久远的踪迹。

  我没有想到跪拜消失多年之后,突然以一种集体行为复活在公共媒体上,它们借助了学校这个特殊的场所,将一种古老庄严的礼节通过表演的形式展示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日渐淡薄了的商业时代。多家报纸报道,北京一家书院的开学典礼导演了一个学员集体跪拜老师的场合,一群身穿灰布长衫的学生,排成队列,双膝跪地,而他们磕头的对象老师,则安坐在舒适的藤椅上,神情庄严,俨然二千多年前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另有报道说,上海嘉定区民办斌心学校举办“孝敬文化节”,800多名学生齐刷刷地在父母面前下跪磕头,场面声势浩大,仿如影视大片。

  这些出现在教书育人场所中的表演,让我想起每年的某个时间,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总能看到一群身穿汉服的青年,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幌子,其招摇过市的行状,让行人恍惚,不知今夕何年,以为穿越到了汉武帝时代的宫廷。

  这些在校方精心策划下的尊师孝长表演,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感动,更无法让我与陈寅恪、刘节的跪拜产生一丝一毫的联想,我只觉得一股霉味,直冲脑门。陈寅恪在王国维灵前的跪拜和刘节在陈寅恪面前的跪拜,是尊师的崇高礼节,是一个人灵魂的安妥,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跪拜,无论对象是谁,都是精神的强制和奴性的培植。

  膝盖,是用皮肤掩护的骨头,它不仅用来站立,也用来下跪;屁股,是用纺织品遮盖的赘肉,它惟一的功能就是安坐;二郎腿,则是屁股和膝盖共同配合的连贯动作。在人的肢体中,这些名词密切关联,它们共同组合为一个整体,它们的最高指挥官是灵魂。

  跪拜这个姿势,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刘节那里结束,站立,也在蒋天枢那里终止,只有二郎腿,被胡适、傅斯年带去了台湾。我们如今只用握手来展示心灵。有些姿势,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其实,坐、卧、起、立、跪,乃至作揖、鞠躬、握手,所有的动作,都是心灵的姿势,都需要一根骨头支撑。没有了骨头,卧床的身体,也只是一具皮囊。


十二
卧倒


  穷尽人类的所有姿势,不过站立、下跪、安坐、跪拜、二郎腿等寥寥数种,但简单的几种姿势,却包含了难以言尽的精神内容。

  倒卧,是人类自身最为忽视的一种姿势,这个姿势为人类共同所有,也是每一个人生命结束的余音。这个人类的最后姿势,用遗容来表现。

  国民党溃败台湾之后,傅斯年当了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上任的时候,台湾大学千疮百孔,一团乱麻。校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如同疯涨的海水,潮声喧哗,动魄惊心。学潮中的学生喊出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这让刚刚从大陆败逃海岛的当局惊恐不安,他们判断台湾的大学校园受到了共产党的统战和渗透。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下令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武力镇压,缉拿共党。

  四年前的昆明,国民党云南当局用手榴弹投掷学生,制造了4人死亡,29人重伤,30多人轻伤的惨案。傅斯年奉命来到昆明,他以西南联大常委的身份面见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傅斯年愤怒地指责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地位了!”傅斯年表示:“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

  因此,当彭孟缉带着全副武装的军警闯入台湾大学校园的时候,傅斯年的不满和愤怒就像机关枪的子弹。“在台大的校园里,带走任何一个学生,都必须经过校长批准。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军人被书生文人“拼命”这个动词彻底震慑了,彭孟缉降低了声调,作出了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

  转年就新生入学考试了,傅校长亲自为国文考试卷命题,他引用了《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铁骨铮铮的话: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收拾一个烂摊子,傅斯年用才能、魄力和正直做到了,但是,他的身体却不能与时俱进。高血压,是他无法治愈的旧疾,在台湾大学校长的职位上,他又添了许多新病。有一天,他对教育部长朱家骅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

  这句话,朱家骅以为是无心之语,没想到竟成了傅斯年生命的谶语。其实,傅斯年的鞠躬尽瘁,早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在应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所求题词时,傅斯年用了“归骨于田横之岛”这条短幅为一年之后的生命终结作了铺垫和暗示。

  临终之前的那个深夜,化作了无尽的悲痛留在了夫人俞大彩的心里。俞大彩在回忆中写道:“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生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人之将死,总有预兆潜藏在身边。说完这段话之后,满脸倦容的傅斯年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一反常态地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几小时之后,天就亮了。傅斯年的生命终止于下午的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的讲台上。在回答参议员郭国基有关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和放宽台大招生等问题的质询时,激动的傅斯年突然倒下了。

  倒卧,是人体所有姿势中最稀有的动作,最需要精神的支撑。选取这个姿势的勇士,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12年之后,傅斯年的老师胡适也以倒卧的姿势再现了精神的内涵。

1962224日,胡适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投票选举了任之恭、梅贻琦、陈槃等七名新一届院士。另一个结果以悲剧的形式出现,那就是胡适以站立的姿势讲话时,突然倒下,从此再未醒来。

  针对考古学家李济讲话中提到1961116日胡适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演讲时受到围攻以及两人观念方面的分歧,胡适心中颇为不快,他在发言中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胡适的脸色在略为激动的讲话中渐渐苍白,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大家只看到胡适突然晃了一下,身体往后仰去,他的脑袋,重重地磕在了桌沿上。

  关于胡适的死因,岳南先生在《南渡北归》一书中有如下描述:

  噩耗传出,有人谓胡是被李济气死,更多的人则认为李济只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点燃了一根错误的引线。胡适真正的死因应该归之于徐复观等辈狂勃的漫骂与围剿,徐复观才是真正致胡适砰然倒地的天暴星和丧门神。

  胡适的突然卒亡,不禁令他的门生故旧忆起走在前边的傅斯年。当年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大厅被“气死”,如今胡适又死于“中央研究院”大厅,两位亦师亦友的学术文化巨人,竟都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猝然倒下,或许是一种心灵的呼应,或是上帝有意安排?

  岳南先生说的“猝然倒下”,其实就是人类最后一种姿势的具体描述。倒卧的难度,没有具体的指数衡量,只有精神的高度可以看见。傅斯年倒卧之后,竟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台湾大学的学生们,举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挽幛,在大雨中包围了省议会厅。郭国基听到了学生们愤怒的喊声:“郭国基有种你出来!杀郭国基为傅校长报仇雪恨……”在学生与议会工作人员的扭打中,郭国基夹着尾巴,悄悄地从后门逃走了。

  愤怒和悲痛的学生们毫不畏惧警察的枪口,在血雨腥风中,死去了的傅斯年校长又一次挺身而出,他用阴魂化解了学生们的流血。台湾大学训导长傅启学喊哑了喉咙,他动情地说:“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是出于对傅校长的敬爱,假如他在世的话,一定不愿大家这样做。如果今天同学出了事,叫我如何对得起地下的傅校长……”傅启学声音哽咽,泪流满面,所有的学生,则失声痛哭。天色苍茫,大雨如注,泪水和雨水,在议会大厦前流成了一条河流。

  蒋介石在亲笔书写“国失师表”挽幛的时候,眼角湿润,他早已忘了一介书生对他的顶撞和二郎腿的不敬。

  我在黑白照片上看到过傅斯年和胡适倒卧之后的遗容。安详,是倒卧这个姿势的最后表情。倒卧之人,肉体低在尘埃里,但是,用骨头支撑起来的精神,却挺拔起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责任编辑 / 耿立

本文选自2016年《山东文学》1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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